往年过了正月十五，才开始正式开展外出招商。而今年节后第一天，一家地级市就召开招商引资的动员大会。地方主要领导带着招商小分队亲自奔赴上海、北京、苏州等重点招商地区拜访企业、商谈合作。一些企业还没有上班，但他们已经开始主动联络交流。

　　这让不少企业家感到意外——疫情管控放开后，有的企业原本对市场还有观望态度，看到政府部门的积极主动，他们觉得经济复苏的信心回来了。

　　在这股热潮中，已经历过漫长寒冬的生物制药产业重新成为被争夺的热点。地方生物医药产业的招商引资被按下快进键，抢项目、争人才、砸资金……现实中上演的城市争夺战远比想象中的更白热化。

　　开年之初，江苏地区地级市的市委纷纷出马，到生物医药产业高地苏州、上海考察创新药项目；在苏州，连乡镇一级的政府都毫不掩饰将追随苏州生物产业园、吴中生物医药产业园发展脚步的雄心壮志；杭州、宁波等地也提出打造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目标。

　　继深圳组建总规模达千亿级产业基金群后，西安迅速推出高达1000亿重点产业链基金群；浙江随即设立500亿超级产业基金；广东成立2000亿母基金打造万亿产业集群……这些动辄百亿的产业基金中，生物医药是重点投资领域。

　　据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医药制造业、生物产业列为优势产业或优先发展产业。在全国399家国家级产业园区中，有超过一半将生物医药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这股热浪，此前也曾在局部地区上演过。而医药项目是一个长线投资，过去一些城市里轮番上演的各种起楼宴客楼塌生物医药招商的故事表明：找产业项目容易，但留住和培育它则是另外一段长征。

　　纵然当时诞生了上海张江、北京中关村、苏州BioBay，这三家极具影响力、代表性的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园区，但大部分地方园区对于生物医药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传统企业层面。

　　当年，苏北、中西部地区的招商人员跑到苏州考察时，对于BioBay培育出的创新药企，其态度是不敢要——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没有上市，也没有进入销售环节。苏州BioBay有财力，更有勇气给研发尚在临床二期的创新药企供地，不要求它立马产生税收。但其他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是绝对不敢引进一家5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产生不了税收的企业。在他们看来，跟劳动力密集的传统制造业相比，生物医药产业能为当地解决的就业机会并不多。

　　港交所修订主板上市规则，新增第18A章，允许未有收入、未有利润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这给难以短期盈利的生物科技类公司打开了资本市场的大门。嗅觉灵敏的地方政府一改“房地产思维发展园区”的套路，通过投资一些有潜力的生物医药公司，伴随公司成长、上市，从而获得更大的资本红利。

　　当时，就连生物医药产业园的招商人员都不理解。一度，有三个归国博士，手里并没有新药研发的临床数据，凭借着创始人的行业背景和光环就能轻松融到3000万美金——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在五年前，园区一家企业只融了500万人民币，欣喜若狂地在好几家媒体平台上发新闻。

　　那时，全国掀起了一股“药谷建设潮”，地方药谷想对标上海张江、北京中关村、苏州BioBay，北上广的药谷们则是想对标美国波士顿。抢项目，也是在这一股浪潮中自然发生了。

　　一位生物医药园区招商人员回忆，自己曾有一个项目，在对企业的的评估和测算后，给出了比较好的招商条件：供地的同时，再给部分设备补贴。不巧，同城的另一个园区也盯上了这个项目，在他和这家企业快要签约时，这个园区直接加码，抛出了“代建厂房”这一极具的条件，把这家本来谈妥的企业生生抢过去。

　　苏州一家创新药企在同一天接待了三个开发区的招商领导。其中一家开发区招商人员回忆，到了中午吃饭时分，那家创新药企在酒店订了三个房间，他们的董事长、董秘和总经理分别作陪。中途，三个人在三个房间来回串桌作陪。“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隔壁房间坐着的就是竞争对手。这家企业让我们互相没有见面，不见面，就没有尴尬。”后来，这个项目哪都没去，还是留在了苏州。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资深招商人员李明东（化名）回忆，“以前一个项目也就三五个人抢，到后来最激烈的时候，得三五十号人争。就连自己招商团队里，一个项目可能都有三个招商人员抢。”

　　每一年，地方园区招商人员都会来上海张江“取经”、“要项目”。一位熟悉张江园区的人提及，很多地方园区觉得张江的新药项目多，2021年，张江在研药品品种超过了600个。“他们甚至指明了说，能不能一起联合招商，能不能把生产这一环节迁到他们当地。”

　　一些省市甚至在张江设有招商办公室，招商人员伺机而动，每天专程去拜访园区企业。而一些地方城市，为了避免被挖墙脚，留住本地明星企业，园区给这些明星企业时常“敲打一下”：没有园区同意，不得接待外省市招商人员。

　　当上海临港给出两个免税、两个退税政策时，这些企业跑到了临港。当深圳光明区砸下百亿资金时，一些企业又被吸引至深圳。

　　招商靠挖，甚至形成了一个链条——一线城市出国挖，二三线城市就去撬国内龙头产业园区的墙角。“其他省市挖项目的时候，是有计划地挖，龙头挨个扫，根本不通知你。”苏州一家生物产业园员工提及，就连苏州其他兄弟区也过来挖项目。

　　“招商人员只懂政策已经不够了，已经内卷到招商人员必须得成为半个生命科学的专家。”徐州经开区医药生命科学招商服务局负责人史周华说，得做市场分析，对头部企业、市场渠道、项目科学性都要有大致了解后，才能撮合项目。

　　但在过去两年，被资本撬动的热潮一度冷却。当年被引进的那些项目，也像被打湿的棉袄，脱下来冷，穿着更冷。

　　起初，它在打造生物产业园之初，态度是有点犹豫的。2018年，这个地处江苏西北部的城市在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道路上，遇到的是珠玉在前的局面——先有上海张江，聚焦了国内外龙头药企全球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后有苏州BioBay，已是中国创新药企孵化摇篮。

　　张江、苏州之于徐州而言，无论是产业孵化，还是人才储备几乎是全方位碾压。经过反复调研讨论，当地领导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共同认知，“作为三线城市的产业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小公司，张江是一个大而全的公司，我就是一个小而美的公司。选择地方有优势的赛道去深耕，如果坚持这样一个定调，徐州也能跟张江实现协同连动、错位发展。”

　　过去，产业发展讲量，通过上车间、上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就能降低生产成本、销售更大的市场，但传统生产制造的市场已经饱和，规模竞争始终只是一种低级的价格竞争，并不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护城河。于是，地方产业只能转向人均产值和科技含量双高的质量竞争。地方产业投资以往投资物，如今则是投资人。

　　但迟了至少十年入局的徐州，到底聚焦于哪一“小而美”的细分领域，才可能在强敌环伺中跑出来？地方主政者心里也是没底的。

　　一次，徐州医科大学校长和当时徐州经开区一起到市政府开会。会后工作餐时，两人坐在一起，校长从事肿瘤免疫细胞临床研究10多年，两人闲谈中，他无意中提到了自己的项目，介绍了进展情况。

　　当天下午，经开区内部刚好有党工委会议，临时增加了一个议题来研究：把园区东湖医学创新港一栋楼的使用权给徐州医科大学肿瘤所，按照实验室的要求进行装修，请团队到这里开展细胞治疗领域研究。原本只有3000平方米在徐州医科大学老校区的实验室，一下子扩大到了1.5万平方米。如今，肿瘤所依托新实验室，获批江苏省细胞药物创新中心，长三角产业研究院细胞专研所，孵化出崛创生物实现了与张江园区复星凯特的商业合作。

　　最重要的是，这项合作背后有极深的产业思考。徐州有24家医院，其中13家三甲医院，位列地级城市第一。每年，有6500万诊疗人次涌向这些医院。与缺乏医疗资源的地级市相比，徐州还有徐州医科大学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是在全国第一个开设本科学专业的院校，素有“中国学人才培养的摇篮”之称。

　　如此丰富的医疗资源、临床资源，但之前当地因缺乏科研市场化氛围，很少有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如今，地方技术交易市场，已经主动和上海、北京等技术交易平台对接。技术服务和科研专利本身就是可交易的产品思维，已经逐渐进入大量临床医师的认知。

　　地方政府瞄准张江、苏州还有另一重打算。北上广在工业生产用地方面的资源向来短缺。苏南缺乏工业用地，苏北地区缺乏好的营商环境。徐州虽处于苏北，但这些年的市长、，都是江苏省委有意识的从苏州调过去，官员队伍已经具备南方精细化管理、主动性服务的市场思维和能力。而徐州一直是重工业城市，虽然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期，但工业用地的空间仍旧充足。在生产工艺这一端，二三线城市人员薪资的水平略低于一线城市，但生活幸福指数大幅高于一线城市，所以人才队伍稳定、用人综合成本低。

　　承接生物医药的生产工艺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很多“徐州们”的机会，虽然它仍旧是加工制造，但已进入高端生产的范畴，亩均税收贡献是传统产业的5倍以上。

　　实际上，上海也吸取了“企业流失”的经验，据知情人透露，在今年年初，市领导开小组会议时，专门给负责园区的同志提出要求，“要抓紧建一批高标准的符合生物医药需求的厂房和楼宇，要快。一定要让厂房和楼宇等着企业，而不是说企业来谈了以后，楼还没造好，或者说还要等半年一年才能供应。”

　　可见，就连用地成本极高的上海，也不愿意放弃生产制造带来的产值，分流这一部分生产制造的利润，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参与的这一场产业争夺战，必须要提供更多的附加值。

　　一位负责上海招商投资方面的工作人员提及，“上海招商部门拜访企业，不管是否有投资意愿，企业都会抱着交流的态度，双方接触起来相对容易。但二三线甚至一些县级的招商部门登门拜访一些企业时，对方有时可能连这个地名都没听说过。”

　　直辖市的区县一级享受地级市的政策，但地方政府区级的园区，是在市一级下面。这意味着，区一级园区给企业的补贴和优惠低。二三线城市本身财政收入低，叠加产业基础弱，能给企业和员工提供的发展机会就少。很多地方生物医药园区尚处于成长阶段，它的产业配套、号召力、吸引力与成熟的医药园区是无法相提并论，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地方高端人才、项目引进困难。

　　一位地方招商人员回忆，曾有一家在当地发展两年的创新药企，因为周转资金紧张想争取到1000万的政府资助，无论是股权投资还是补贴都可以，但最终没有拿到想要的扶持，不是当地领导不重视，而是缺乏服务早中期项目的创投环境。这家当地孵化出来的企业后来迁到了苏州——当地能轻松拿到1500万全国资背景的创投基金入股，给企业研发带来现金流和信用背书。

　　早在2008年，苏州生物医药园区明确“无风险不投资”的理念。稍微先进一点的地方正尝试转变思维，主动与上海等金融氛围强的城市里专注于早期项目的基金合作，借助外力来降低投资风险。但更多二三线城市在投资上不愿冒风险、思想保守，进取态度不足，认为“必须投一些无风险的项目。”而二三线城市想跳过早期项目，直接引进一个已进入C轮的投资成熟项目，代价高昂，而且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于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处于城市发展劣势中的二三线城市，有着更迫切的升级转型、弯道超车的产业发展需要，它们拼抢的势头反而更强。

　　申报细胞治疗药物国家工程中心这个项目就是徐州在江苏以揭榜打擂的方式主动争取来的机会。为攻关卡脖子技术，中央曾给沿海14个省市提出要求，希望有条件的地方和企业主动承揽关键技术产业化的攻关任务。很多头部企业都非常关注这个信息，省内竞争非常激烈。

　　徐州医科大学肿瘤所也主动提出申报，要在徐州承担建设国家细胞工程中心任务。最终，他们胜利代表江苏省出。